作者：tang

回到正题，南路代表东夷集团此时对环境的变化逐步实施了他们的应对策略，在技术水平上，制陶水平和形制有了不同，原来平底的陶罐增加了足，比如三足罐，这可能是为了方便加热，这种形制后来延承到青铜器上，体现了文化、器用和审美上的传承。

同时一些大型的建筑，包括住宅，以及阻挡水流和泥石流的堤坝等，出现越来越厚的夯土，住宅也不是简单的挖个坑，四面透风地架些树枝，堆些茅草，而是有固定的柱子，柱梁结构的雏形已经出现。

谷物的栽培也取得很大的进展，长江流域的稻，北方的麦、黍、粟都获得广泛种植，麻也有规模化的种植，甚至养蚕取丝也已经实现，只是还属于高科技产品，可能主要用于一些特定人群、场合，尚未在民间推广，驯化的动物包括狗、猪、牛、羊等，人们正逐步从受制于环境变化的采集狩猎这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农耕畜牧的生产方式。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我们的两路祖先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农业巨人，他们几乎把此后中国数千年农耕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的作物和牲畜都定向了，而且许多技术即使不是他们首创，那也是革命性地发展或重现了其他地区的技术，简直牛的一比吊草，相较而言东夷集团在栽培作物、制作器皿上更突出一些，北路代表炎黄集团在驯化牲畜上更牛一些。

上面提到的谷物中，黍、粟、菽等基本可以认定是我们的祖先首先栽培，麦的引种可能是炎黄集团带进中国的。对于五谷中最重要的稻却一直受到他人的觊觎，以前西方学者认为最早栽培稻的地区在印度，后来泰国掺和进来，小日本也来抢，再后来韩国也来宣称世界是属于我大韩民国的，总之没中国什么事。中国的稻是从印度或泰国引入的，逻辑上似乎也说的通，毕竟南路英雄们曾穿过北印度，在中南半岛停留过，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有力的扇了上面各位抢功劳的脸，中国应该是是稻的第一发源地，然后再返哺到泰国印度，所以只有以干货扇脸才扇的痛快响亮。

狗是中国人首先驯化的，早期可能兼用于捕猎、提供肉食、甚至保洁。猪的驯化技术可能是由南路英雄带进中国的，也不排除是由北路代表带入的，猪的驯化起源于中东，但最成功的饲养、培育、处理却是我们的祖先（穆斯林后来不吃猪肉的源头其实就是中东的先民一直没有找到正确饲养处理猪的方法）。羊和牛应该是由炎黄集团由北路引入中国，后来由西向东推广开来，尤其是牛，成为农耕社会的重要辅助生产工具，当时甚至已经向北蔓延到东北，向南至长江流域。

更厉害的青铜冶炼技术也适时出现了，巧妙的是中国的浅层青铜矿基本和南路代表们生活迁徙扩散路线一致，用巧妙而不是巧合来描述，是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南路英雄们正是追寻着这些青铜矿而拓展他们的种族和文明的。青铜矿往往有伴生的植物，可以通过这些植物来确定矿的位置，南路代表们可能在选择可栽培作物的过程中对这些植物有了识别，在制造陶器的过程中认识到青铜的存在，从而开发出这项技术，制作更坚固、锋利，更便于制作的工具，以及导热性能更好，加热更快速器皿。

关于中国青铜冶炼技术的起源目前还有较大的争议，西方秉承其一贯的尿性，认为是由西亚传入中国，而中国的学者认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

今天当我们对照基因的变异遗传路线和诸多考古发现，有一些理由可以怀疑我们传统的历史描述很有可能是存在问题的，但专业历史学家拘于学术的严谨，自身的学术立场（不能背叛师门，不能否定同行，更不能得罪学霸），以及一些政治因素（金主的要求），不愿明说，我一个业余票友就无所顾忌地扯淡了。

我们传统历史描述炎黄打败蚩尤，随后黄帝小集团压制合并炎帝小集团，开启夏商周一系列中华文明的大幕。但这段历史很可能有很大的水分，有可能是周人过度延展他们自己历史作为中华历史，在掌握话语权后，篡改东夷集团历史，粉饰自身历史后的产物。

我的看法是夏未必存在，或者说史记中所描述的那个统一的王朝政权在考古意义上未必存在，或者说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启者这样一个核心政权形式未必存在，即使在那个时代存在这样一个标志文明也可能和炎黄集团没有太多关系。

当然我们必须谨慎西方学者一贯矮化东方历史，拔高自己历史的尿性，不能断然否定先商文明，就像当年在甲骨文殷墟发现之前，西方一直质疑中国先周文明的存在一样，总之一切要以事实为依据才能让对方闭嘴，不能为了5000年历史而做想要的5000年历史，嘴仗是无法让对手服气的。

上文说到有两路新石器时代的三个代表分头进入中国，先说南面的那一路，东夷蚩尤集团，虽然说这一路最终未能成为历史的书写者，但其对于华夏早期文明的贡献恐怕远大于另一路，也就是我们公认的祖先，炎黄集团（在另一个异想天开的假设下，也许炎黄仍然是。

8000BC到4000BC是一个温暖期，万物繁荣，海平线较高，华北甚至东北地区都有着适宜捕猎采集的环境，南路的代表们一路踢着前人的屁股，从东南亚沿着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到达中原腹地河南（请注意也许今天河南沦为骗子的故乡，但它却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不折不扣的华夏圣地），然后继续向北进入华北，甚至东北。一路上他们主要从事捕猎采集，沿海岸线捕鱼，擅长弓箭，能出近海，制作陶器，后期可能已经有些交易行为和货币概念，可能以贝壳作为货币，出现在一些陪葬之中，这个时期阶级平富尚未拉开，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家族已经逐渐成形，氏族家长的墓葬中会出现一些标志身份的随葬品。

4000BC左右，开始了一个小冰期，日子顿时变得艰难起来，但这对于中华文明来说却是一次难得的萃取的过程，温家宝总理曾说多难兴邦，这对于现代国家是否一定我不知道，但对于早期文明的产生发展是有一些道理的，如果环境没有向不适宜生存的方向演变，不迫使我们的祖先做出努力来改变生产方式，提升生产技术，从而人为的创造和改善自己的生存小环境，文明的种子也许就不会发芽，这点我们不妨可以对照非洲和美洲的文明发展，当一个环境适宜一种更为简单原始的生产水平，尚在蒙昧状态下的人类是不太可能去主动改变生产水平和方式以提高效率的。

当然如果最终无法跟上环境变化的节奏，就会灭亡，这里我们要注意种族因不适应环境而灭亡并不稀奇，即使对人这一物种而言也是，要知道在我们的祖先到达中国之前，其他原始人类早已经登陆过，但是他们尚未在历史上留下文明的遗迹就消失了（这目前还有争议，但我觉得面对越来越多的基因证据，多地起源这一假说成立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了，这也是科学假说或理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一个假说或理论能囊括另一个假说或理论，并且能够解释后者所无法解释的事实和观测，或者前者可以更简洁地表述事实和观测结果，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前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日心说替代地心说，选择相对论替代牛顿力学体系）。

而且更为残酷的是即使能够赶上环境变化的速度，还要面对其他类似种族的竞争，如果其他人发展得比我们的祖先快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运气好的话可能也只能盘踞在一些隔离的小岛上，运气不好的话，我们的y染色体就此终结在历史长河的某一点上，比如尼安德特人和前文提到的更早走出非洲的C和D。物种的竞争存亡是如此的激烈、残酷而有充满理性色彩，这也回答了很多人的一个好奇，为什么我们是被选择的那个，其实并不是我们是被选择的那个，而是反过来，今天我们活着，在这里用文字扯淡，证明了我们的祖先是这场竞争游戏的胜利者，存在即合理。

今天通过人类基因的回溯，建立了比较可信的人类遗传迁徙融合替代的线索图谱，虽然和我们一贯的人类发展多样化本地化认知，以及族群形成的时间空间等的概念显得有些不相容，不过通过和以往的语言比较学，气候学，地理学上的结论，还有考古发现的相互印证，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种新的走出非洲的学说。

我们就在现有的一些结果，来联想一下中华民族的起源，大约6万年前我们最早的一批祖先来到了东亚，他们仍处在狩猎采集的阶段，只有一些简单的石器和木棍，无法深入丛山峻岭的内陆，只好沿着海岸线前进，当时还处在上一个冰期，海平线较低， 印尼群岛，日本，和东亚大陆相连，甚至澳大利亚有一段时间也可以走过去，这批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包括部分今天被海水淹没的大陆架地区）生活，他们的基因今天分布在蒙古，日本，印尼土著，朝鲜，藏，彝，瑶等民族身上，也在汉族身上留下了小部分的印迹。当然几万年的时间里也不是只有一批人在那里闲逛，这里面也发生着融合替代，最早一批其实应该是单倍群C的族群，紧接着单倍群D的族群跟在后面踢他们的屁股，C被赶到了荒凉的澳洲，和东北亚寒冷地区，甚至部分越过当时还连着的白令海峡到达北美。

大约4万年前在今天的中亚高原，出现了一个牛逼的男人，他的后代不仅是炎黄祖先，也是夷越苗的祖先，也是欧洲白人的祖先，不仅是新石器时代执牛耳者的祖先，而且是世界八成开创高度文明的民族的祖先。我们想象一下他稀疏的胡须，忧郁的眼神，黝黑的皮肤，像这样拉轰的男人，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那样的出众。

大约1万年前，冰期结束，温度和海平面都在上升，这时两支那位拉轰男人的后代开始尝试进入今天中国的版图。这群新石器时代的三个代表由南北两路进入中国，一路（南）仍然沿海岸线追着D的屁股，将D驱逐到东亚的岛屿上和东北亚的寒冷地带。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将曾经强势的D赶到了东南亚的群岛之上，就像D曾经对C所做的一样。

沿着这一路（南）有两支人马，较早的一支沿着海岸从东南亚延伸至今天浙江形成了日后的百越，而其后有一批人杀的兴起，继续北上至江苏山东一直到东北朝鲜，成为日后和炎黄集团正面碰撞的东夷蚩尤集团。

稍晚的一支凭借先进的工具以及气温的升高深入内陆，从今天的缅甸通过云南进入中国，进入中南半岛和留在云南的成为傣泰，深入贵州湖南江西的成为苗瑶。

另一路（北）和苗瑶傣泰之前在中亚，可能是今天的阿富汗某处分离，沿着天山北麓进入中国，这一路代表就是我们的华夏祖龙，炎黄集团。

首先申明本人不是历史专业，只是历史爱好者，票友性质，而且一般越是业余，越喜欢大题目，大概是因为越大越容易扯蛋，越小越考究细节方面的水准，业余的就要露馅了，我也是这样的扯蛋者。

三国演义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同好历史的朋友说起中国历史也总是希望能够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但往往和试图总结股市规律的努力一样不得要点，我觉得这是因为历史和股市一样，都是一大群无法预见未来的人（包括那些大人物，其实也是在赌运气），只能根据自身现状和不知真假的风吹草动走出下一步棋，好坏生死自有天命，只留下事后诸葛亮去扯蛋，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作为事后诸葛亮之一，让我在股市中浪遏飞舟是既没胆量，有没本钱，只能看着已经过去的数据yy一下，这里的讨论也是类似。

中国五千年（五千年可信历史或许存疑，但文明的曙光出现在3000BC是完全合理的）历史，出现过三次大的变革，一次中型的变革，和一次小型的变革。第一次大变革发生在商周交继到西周初，这次由于时代太过久远且原始，面目非常模糊，很多细节要凭联想，因此也有可能不能算一次重大变革。第二次就是战国至汉初的奠定中国此后2000多年文化基石的大变革。第三次就是从鸦片战争（如果从中国自身主动采取行动的方面上来说，应该是洋务运动，从国民开始觉醒来说，应该是甲午），直到今天，所以我们很幸运能够处于这样一个两千年一遇的大变革时代。

一次中型的变革就是从拓跋鲜卑汉化开始，直到开元。那次小型的变革就是三国，那其实是一次不完整的妥协，所以才会有后来的修正。

中国的文明发展在时间上的分布并不均衡，从3000BC到1000BC走完了部落联盟制度，从1000BC到200BC走完分封制度，600AD后完备了职业官僚制度，古典时代的步子迈得实在有点大，蛋也扯得确实疼，结果就包起了小脚走碎步，一走走到19世纪后半叶，被西方列强撕下裤衩扯蛋，不得已重新扯掉包脚布，强忍蛋疼的继续前行。